《保卫社会：社会公正与我们的未来》书摘
郑永年
好的发展还要求“共同致富”
之所以走上坏的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参与型的发展，而是一种排他性的或者垄断性的发展。
但一旦这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他们本身很快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和旧的既得利益者一起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政府本身就是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能任资本权力挑战中国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权力，即经济或者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资本权力主导着中国，政治和社会权力处于从属地位。
那么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中国则正式进入一个“资本的时代”，就是说资本的主导地位得到完全的确立。
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
GDP 主义与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
GDP 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
破除 GDP 主义迷思
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度发行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导致了许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如社会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少数社会群体所垄断。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
“小康社会”和中共的“中产阶级”观
“三个代表”更多是党自上而下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规定”和“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
社会稳定需要大力扶持中间力量
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人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并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不管“维稳”的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
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财产问题需要稳定，更是因为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中产阶级会理性地思考，不走极端路线。这也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缺乏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今天的中产阶层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
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了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呢？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要求社会正义
中国不是一个契约社会，但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的契约关系：政府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而人民则接受政府的管治。但现在这些利益集团既破坏社会公平，又瓜分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益集团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公平一些
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
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
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 GDP 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则被忽视。
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
在 GDP 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
“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使中国社会加速泡沫化。
因为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
在中国，“80 后”和“90 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承受压力的一代，无论作怎样的努力，其中的一部分人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的彻底转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性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
当国有企业亏损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但当国有企业赢利时，国企主管则不必向国家上缴利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
房地产改革的下一步
政府在加大力度限制第一个市场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第二个市场。
教育改制面临制度制约
但它们都有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治的发展。就连大学教授的终身制也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终身制，他们就不用因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遭到学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响。
怎样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崛起
政府和文化之间关系处理不好，往往导致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而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得不与政府对抗，造就了另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这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叫好。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对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反而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应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模式下，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堰塞湖现象”与社会抗议
希曼认为，当人们发现一个公司、组织或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的质量下降时，人们便开始“发声”（voice）或者“退出”（exit），以表示不满。“退出”很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质量产品（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发声”就是抱怨公司和组织，意在改进公司和组织所提供产品（服务）的质量；“退出”则不同，无论是间接的“退出”还是无意的“退出”，都会阻碍公司或组织去改善业绩。
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
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都必须建设与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职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为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都具有等级性，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要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